俗话说，“吃饱穿暖”。俗话又说，“人靠衣装马靠鞍”。
是的，穿什么，为什么穿，从来不是单纯的“穿暖”或“蔽体”的问题。当走在人群之中，谁能真的不注意别人穿什么？谁能真的不介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穿什么？
在衣衫之上，附着了太多欲念、目光、态度和权力。比如一百余年来的中国，因为先后经历了晚清、民国、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时期，人们在不同时代穿什么，就成了最为显著的时代面貌之一。
今天书评君跟大家分享的“衣装”，都曾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某个阶段风行一时。这些内容来自《衣不蔽体：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服饰与身体》，正如作者赤桦所说：“穿戴本来就是一场又一场关乎地位、关乎政治、关乎性关系的表演，是一场又一场关乎秩序的战争。”
喇叭裤：一场风波
1979年，北京、上海等地青年，尤其是文艺青年，穿起了喇叭裤：裤腿上窄下宽，形似喇叭，裆短腰低，紧裹臀部。按裤脚尺寸大小，喇叭裤有大喇、小喇和微喇之分。大喇裤脚张开，最大可有二尺。裤长覆住鞋面，露出鞋尖，在鞋底与地面之间摇曳。这个六十年代从美国兴起的裤装，为中国后来颇成气候的亚文化留下了第一道印记。青年们穿喇叭裤的同时，还戴太阳镜。由于镜片大，形似蛤蟆，太阳镜就得了“蛤蟆镜”的绰号。蛤蟆镜的商标故意不摘，留在镜片上，在最不起眼的细节上，也要做到与众不同。
穿喇叭裤、戴蛤蟆镜的青年人，带着“宠物”——双卡录音机，常常聚集公园，录音机高放港台音乐，踩着音乐节拍，扭腰甩胯，跳着完全不合规范的迪斯科、交际舞。这场景活像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家杰克·凯鲁亚克对他朋友们的描述，“燃烧的一群令人恐惧和颤抖的天使，一路拍翅而来”。
时尚这东西，无论在大都市还是小城镇，对年轻人都具有永恒的魅力。戴上蛤蟆镜拍照，是时尚的一部分。（王勇提供，引自《衣不蔽体：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服饰与身体》）
先行者常常是不幸的。有人斥责青年人公开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把他们的衣着打扮标签化，打上“社会不良青年”的标记。喇叭裤也遭到批判。这个上小下扩裤装，把男人女人的臀部、腿部的线条表现得淋淋漓漓，在一些人眼里就有了色情之嫌。于女人，于男人，身体都是不可赞美的，胸部、臀部、腿部更是不可随便张扬。青年人喇叭裤没穿几天，大家就发动了舆论攻势。1980年，天津《大众生活报》发表文章称：
当下某些时髦青年，头发留着大鬓角，唇间蓄着小黑胡，上身花衬衫，下身穿着喇叭裤，足踏黑皮鞋，手提放着邓丽君甜蜜蜜情歌的双喇叭收录机，招摇过市。这些青年人是在盲目模仿西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今年，上海某服装厂做了几万条喇叭裤，男不男，女不女，怪模怪样，又难看，又俗气，甚至从背后看已经难以区分男女了，因此，领导批示不准出售。各地方动员起来，团员、青年上街纠察，禁止青年穿喇叭裤。若是遇到不听禁令的，可以动剪子强剪。
然而，主流的斥责声从反面表明，青年人试图挣脱社会秩序限制的反动，获得了阶段性的成功，因为主流社会感受到了他们的对抗。在这个意义上，喇叭裤、蛤蟆镜以及双卡录音机，一起为青年亚文化的发展谱写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叛逆序曲。
戴蛤蟆镜拍照的女子。（王文澜拍摄/提供，引自《衣不蔽体：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服饰与身体》）
有意思的是，穿喇叭裤、蓄长发的男人很容易给人不安全、不可靠的印象。自家女儿找对象，一看小伙子蓄长发，穿喇叭裤，父母很难同意把女儿许配给他。1979年，某歌舞团的手风琴手，乘坐贯穿北京长安街的1路公交车，他用表弟的月票上车，企图混票。他回忆说：“售票员是女的，本来没发现我用表弟的月票。我穿的喇叭裤，梳个大背头很惹眼，可能她觉得我看起来不像好人，一下就有警惕性，注意我了，查看了月票，还要带我到公交总站处理。”
出人意料的是，在去公交总站的路上，这位女售票员忽然对他说：“你好英俊，像《巴士奇遇结良缘》中的男主角。长那么好看，为什么穿得像个小流氓。下次出门别穿喇叭裤了。你也不用去总站了。”看来，在这位售票员眼中，逃票这个相当于逃税的行为，远不及穿喇叭裤恶劣。结果，车到王府井，售票员就让他下车了。
当年穿喇叭裤的青年，容易给人不信任感。（邵影提供，引自《衣不蔽体：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服饰与身体》）
西装：重返衣橱
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穿中山装一样，西装重返国人衣橱，也是通过国家最高领导人带头才得以实现的。但这次带有很浓的摩登气质，且来势汹汹。
1983年的一个春日，《美术》杂志的一位编辑为买西装，在北京农展馆内被人群推来搡去，逼到柜台一角，柜台顺势倒向他。他不及躲闪，身体一歪，右脚外踝关节严重扭伤。西服没买成，还伤痛几个月。他回忆说：“这哪是选购西装，简直就是抢购。人们情绪之激动之兴奋，跟宗教朝觐似的。啼笑皆非。”
1983年，在北京农展馆服装展销会上，群情激动，抢购服装。（引自《衣不蔽体：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服饰与身体》）
这位编辑受伤那天，是中国服装史上值得记录的一天。
这天，北京农展馆正举办全国五省市服装鞋帽展销会。西装风头出尽，盛况堪称前所未有，后也无来者了。西装柜台前，群情激昂，大有排山倒海之势，居然把维护秩序的铁管围栏生生地挤歪了。当时的新闻报道称，那个铁管有八分粗。如果报道属实，可以推断，那位编辑不是唯一一个为买西服而意外受伤的。
展销会上，上海市服装公司时装表演队应邀进京表演。然后，又进了中南海，向中央领导汇报表演，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肯定。接着，经国家计委批准，服装队在农展馆影剧院表演，公开售票。这是模特表演首次进入市场，更是首次进入中南海。可见，这次服装展销和服装表演的意义非同小可。
在“文革”期间，西装是“四旧”中的一员，被革命群众共诛之、共毁之。八十年代初期，西装大规模回归，受到社会各阶层的青睐。
1983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沉闷多年的服装界权威们说，要抓一下服装问题，“要把中国人民打扮得整齐一点、干净一点、漂亮一点”。媒体乘势宣传。由新华通讯社主办的《瞭望》杂志，在1983年第6期刊登《让人们衣着更美好》的文章，语重心长地说：“多年一贯制的旧款式已是势在必改了。摆在我国服装业面前的重大课题是：设计琳琅满目的新品种，让人们的衣着更美好。”
轻工部和纺织部下属的服装厂，一下从国外进口了几百条西服生产线。从中央到地方，从服装生产者到消费者，形成了共谋：要让人们的衣着更美好。共谋的最初结果，就是北京农业展览馆那个五省市服装鞋帽展销会不可思议的激烈场面。
在国家领导人的激励与指示下，中央和地方的大众传播媒介，从电视、报纸到杂志，开始不厌其烦地宣传穿西装的“优越性”，教导男人怎样穿西装，如何系领带。
1987年，四川南充时尚青年在街边服装摊位试西装，学系领带。（杨麾摄/提供，引自《衣不蔽体：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服饰与身体》）
特立独行是危险的事
1980年，改革开放两年，经济上开始挣脱各种禁锢，摆摊卖货的个体户出现在大街小巷，人性的回归表现激烈。然而，传统意识还左右着很多人的穿衣意识，甚至在上海这样的都市，穿着依然保守。“夏天时，街道上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穿着白色或者浅蓝色的短袖上衣和深色的长裤，自觉地抹杀一切个性的痕迹。人人都像被清洗过的案板一样干净而刀痕累累。”
“洗过的案板一样干净”，是陈丹燕对七十年代上海人穿衣打扮的观察。然而，这近乎冷肃的干净，也是八十年代初全国男女的服装场景。春夏本是女子梳妆的好时节，却常见街头二八少女，的确良短袖衫，没有腰身，下摆平裁，低头含胸，形同八十老妪。任何彰显女性特征的服饰，都可能被贴上“轻佻”“作风不正”的标签。
1983年的北京，几乎不见小轿车，黑压压的骑车人流背影，流露出国人在着装上的集体意识。（王文澜摄/提供，引自《衣不蔽体：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服饰与身体》）
特立独行是很危险的事。即便是穿衣打扮这样的私事，也不得表现个性。个人必须服从集体和组织，个体意识必须屈服在集体意识的脚下。上级无论怎样无理要求下级，集体无论怎样无理要求个人，都是合理的。个体一次次向集体妥协和退让，个性扭曲成为必然结果。对个体价值的漠视，导致了集体对个体行为的控制，甚至对个体生活细节的强行介入。穿什么，吃什么，怎么穿，怎么吃，在哪里住，在哪里睡，都在权力视线内。集体意识成为社会道德秩序的基础。各个社会集团作为国家成员，都心领神会、积极主动地将它当作检验个体思想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
由于服饰可以使个人对集体意识的认同或背叛变得表象化，所以，它就理所当然地被用来为这个道德标准服务。个性刚一冒头，就会被所属的群体打压下去。
1982年，蓝灰色的人群在刮大风的时候，看上去更加晦暗。（王文澜摄/提供，引自《衣不蔽体：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服饰与身体》）
1986年的夏天，北京格外干热，空气有烤脆的质感。一位李姓女青年忍无可忍了，顾不得中央媒体的记者名分，穿上白色百褶网球裙，长度在膝盖以上，海蓝色短袖，镶着白色荷叶边，脚蹬白色高跟鞋，来上班了。这装束，放到今天，万不能引人注意。但那时的情况是，她在机关院子里行走，高跟鞋颠覆了网球裙在网球场上矫健的运动形象，又同网球裙一起修饰突出着她修长的大腿，当天就惹出了“风骚”的流言，因为这运动场上的短裙穿进机关大院，与运动脱了干系，语气和语义都变得挑衅和挑逗起来。
那时还没有“性感”这个外来词，流言就很隐晦，很含糊其辞。男性领导找她谈话，要她“注意群众影响”，不要穿得“太那个”。太哪个呀？领导也没说，只是眼睛在她赤裸的大腿上扫来扫去，躲躲闪闪。
李诘问领导：“是不是裹成一团，只露出眼睛，就不太那个了呀？”
领导生气得很，“呼”一下站起，指着她：“你看看！你看看！上千人的机关大院，有哪个部门的女同志像你这样？告诉你，个人必须服从集体！穿衣服也一样，要服从！要考虑大家的感受。你这裙子太那个了！太个色！必须换，不换不要来上班！”
李记者太年轻太天真，尚不懂个人和集体的关系，不顾集体感受，不愿向“群众”妥协，打扮依然故我。
“群众”愤懑，开始当面窃窃私语。私语的指向明确，让她听不清在说什么，却清楚地知道在说自己。先是办公室的几个人，一见她就窃窃私语，然后是多个办公室的一群人看见她就窃窃私语。她隐约感觉到自己要被“群众”孤立了，要被集体排斥在外了。但她还是不改装，以为那是“个人的事，凭什么考虑群众影响”，一副“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的样子。
领导又找她谈话，态度更加强硬明朗了，“群众意见很大。从现在起上夜班当编辑，不要出去采访了”。为了顺应“群众反映”，领导安排李长年夜班。
“这个安排想起来有点像当年公审刑事犯人时最后的宣判词——不枪毙，不足以平民愤。领导也要听群众的。他不让我从群众眼前消失，不足以平息群众的不满情绪。夜班人少，上到凌晨，人家也没精神再来对你表示不满了，这样群众影响就减到最小。”多年后李回忆说。
“文革”结束的头十年，西来的思想、西来的服饰，成为行为举止、穿衣打扮的参照。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存在主义，等等，进来了；“异化”概念进来了；喇叭裤进来了，牛仔裤进来了，西装复苏了；女子的大腿露出来了，小蛮腰露出来了，脸上涂脂抹粉了，头发也烫卷了……
然而，意识形态的保守与开放的矛盾，还要在日常的穿衣打扮，在私人生活中游弋多年。一直到九十年代中后期，个人的穿衣打扮才真正摆脱与政治的干系，衣衫才以本真面目满足各色穿衣人私人的审美需求和心理需求。